以往每次旅行都被自己的健忘與迷糊錯亂，現在想想上次搭Eurostar來到倫敦的St. Pancras Station，是2019年。當年六月底去了柏林找泰肯特拉普Britta Teckentrup、南特訪問莎拉、在巴黎瑪黑區拜訪了阿雷馬娜後（這些都完成在《神奇的32頁》裡了），坐在雙叟咖啡座路邊第一排吃了一份Croque Monsieur，還要了一張鋪在桌上的紙才離開到倫敦。現在回到現場，我緊戴著口罩，巴黎人卻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；翹著腿在路邊咖啡座的優雅依舊，甜點咖啡也沒少。但細心一點會發現很多店面都是空的。倫敦人呢？許多餐廳提供了外帶，也很多小店不見了。
疫情下餐盒與口罩、防護所造成的大量垃圾也因觀光客減少有所平衡，這世界是轉得太快了之後的緩速，這次旅行中所看到的巴黎與倫敦與記憶中最大的差別，是路邊的空店面，少了來自亞洲的觀光客，少了強國的喧嘩聲，與八零年代末期差不多。
這趟旅程從南法開始，在幾個藝術家的故居、美術館、旅館，看到雷傑, 馬諦斯, 塞尚, 畢卡索, 夏卡爾, 哈克尼的原作就在眼前，如果是三年前，只會因為驚喜而心跳加速，現在還加上另一種情緒，一種劫後餘生，不知道會不會還有下次的珍惜。其實不論有沒有疫情，人生每個相遇原本就是一種「不知道會不會有下次」，但往往被忽略了，礙於認知程度的差異，於是各有各的人生里程。
儘管每個美術館和參觀處的門口都警示著「建議帶上口罩」，大多數人都沒有戴口罩，可以看到戴口罩者多是謹慎的、禮貌的長者或來自亞洲的旅客。由於我對空氣品質與自體的呼吸系統非常敏感，加上不覺得自己是天選之人，所以多半時間還是帶著口罩，除了保護自己，又可以免化妝，還可以防煙味和香水或體味的嗆氣，天冷時可以保暖，一天換三個口罩都覺得物超所值。
看到有些朋友在社交媒體上討論著「國外都不必戴，為什麼台灣限制這麼多」的時候，也會入境隨俗拿下來，但沒多久就覺得還是戴上比較安全。我是個出外人，不必找麻煩。用親身走踏體驗什麼叫做「群體免疫」？是他們多多少少都得過或已建立抗體，加上疫苗的防護力，這和我看待有錢人的感覺滿像的，他們有錢和我有沒有是兩回事，他們抗體較強，我沒有那麼厲害，就要謹慎一點。
倫敦的繪本家朋友感謝我前年寄去的口罩，她說蘇格蘭家鄉的親友們交遊簡單，一個月見的人沒有她一天見的多，卻個個確診，而她身處熱區，全家平安，感謝我寄去的口罩，還可以每個人選自己要的顏色，真是不可思議。進入室內後，我排在她後面洗手，水龍頭打開才知道她洗手的水溫有多燙！我想，這種經常用高溫熱水洗手的習慣，加上保持身體與衣物的清潔應該都是成為天選之人的必要條件。
女兒談起2020年時大家有多恐慌，辦公室裡的同事咳到大家不敢去上班，有天整個辦公室被清空消毒；許多老人他們寧願死去都不要孤獨，可見人與人的交流是多麼的重要！我習慣寫作閱讀，這些事只能自己做，所以社交的功能在生活裡不是很要緊，其實電話也不錯啊，可省交通時間又省見面的風險。歐洲曾經經歷二戰的慘狀，人們謹記戰爭的無情珍惜當下，維繫政府運作功能；而在台灣的人們多半健忘，因為來了一個政權就刷掉之前的，已經成為習慣，威權的時期太久了，人們到了民主時代以為隨便反對政府就是民主。我看這些歐洲政府只要應對疫情，台灣的政府除了疫情還要和顏悅色面對敵情。
幾天的倫敦居旅發現，孩子們的活動已從市區移往東邊，更多有活力的年輕人在這些地方發揮創意。麵包店、小酒館、烘豆坊、小書店，除了看戲，我們的路線和以往大不同；我以前喜歡的餐廳都被他們搖頭，現金幾乎沒有用（不明白才換的新鈔為什麼需要隨著換國王而更換），把信用卡裝在手機裡是最普遍的交易方式，所以手機的安全和人身一樣重要。手機套上背帶成為有效的防搶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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