聖保羅城外的山坡上

瑪格基金會從1960年開始籌劃，創辦人瑪格（Aime Maeght, 1906-1981）原是坎城附近的一位版畫師，與名畫家伯納（Pierre Bonnard, 1867-1947）是忘年之交，緣起於伯納避居南法時得助於瑪格的專業，發起立體主義運動的布拉克（George Braque,1882-1963 ）是推動創立基金會的主要推手。瑪格因為版畫工作室，代理售出畫家的作品，進而在巴黎設立畫廊Galerie Maeght，他的小兒子罹患血癌後，他們回到南法，在鄉間尋找空氣好適合養病的地方，因而來到聖保羅。但他的孩子去世後，藝術家朋友們鼓勵他要找一件很難的事情做，於是自地自建的計畫浮上心頭。諸多友好的藝術家們要求要有自己的角落：夏卡爾要一面牆放一張大畫，後來又在書店外牆加上一面馬賽克拼貼壁畫；布拉克畫了一張有魚的水池設計圖，由馬賽克職人完成，但開館前他就去世了；米羅除了分享帕爾瑪工作室的建築師也親自參與戶外雕塑，發揮到幾乎把他的想像朋友全部帶到這裡集合了；賈柯梅蒂在室內與室外展出貓、狗與大隊人型。這個基金會在完全沒有對外募款的情形下，在南法揚起了生活與藝術密切結合的旋風。

當時全世界都沒有這種因為喜愛藝術而運作的具體方式，他們成為後來許多藝術基金會學習的對象，其中還有一個原因是這裡離Le Colombe d'or餐廳很近；開始動工後，挖地基時，工人們挖到一個教堂遺址，教堂名為St. Bernard，而瑪格夫婦的小兒子恰好名為Bernard，這件事當然讓父母心情激動，彷彿天意。更堅定了這項工程的計畫。1964年七月開幕，當時滿園的藝術家與朋友因他們彼此豐厚的友誼前來，今年剛好六十年。

在這裡可以看到米羅的畫、畫冊、手工書、鑲嵌玻璃、石雕、水泥雕塑、金屬雕塑；也能看到多到像一個班級的Giacometti瘦瘦人，和他們兄弟特別做的餐廳椅子與大廳門把。

從旅館往Maeght Fondation的路上，近年又增加了一個藝術基金會Fondation CAB，完全不同的調性，這裡共有五個房間可以入住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庭院裡取用JEAN PROUVÉ 1944年的設計的組合屋，房間裡放的是JEAN PROUVÉ的經典椅子。這種椅子，我們在台北的MOT明日世界家具專買店或是台中的Prouve cafe都可以坐到或欣賞。下圖是我去年在紐約看到的椅子分列式。

2023.6.1 Gagosian, New York City

到訪時展出的是比利時設計師Muller Van Severen（這是兩位設計師Fien Muller and Hannes Van Severen 的品牌）的作品，以前不知道的，在知道之後就會常常遇到。這也算是長知識的百種方式之一。這些設計裡有許多顏色、材質、形狀的基本結構，沿途我一直在想：如果當初我所受到的美術教育是從顏色和形狀開始，應該也很夠用。看看這些直線與弧線、大小形狀、幾個基本色就能造就出美好設計，為什麼要管我畫得像不像！？

這樣的母親節

經過45天，住過13個旅館、超過三十個美術館和收藏機構，回到家好好過母親節：做母親該做的事，有洗衣（放到洗衣機）、

洗碗（放進洗碗機）、叫菜（鼎泰豐），兒子問說有想亞洲食物嗎？我覺得還好，好像只要有酒，再難吃的都可以填腹。況且外國的亞洲食物不怎麼好吃，不如吃當地的食物。
雖然已經很節制的買書，還是不少；因為地震，孩子幫我在家整理書櫃，隱隱發現媽媽的症頭不輕，交代「以後少買打到頭會痛的東西」，所以我在美術館裡買了襪子、眼鏡布、布袋以感謝他們接受Press Card的厚意。

累積了滿滿的鼓舞回到家面對該整理的書房，想想我的生活，以前和小孩車輪戰，現在小孩輪流陪我，在外有女兒陪，家有兒子顧；用繪本找工作、交朋友、得新知。旅行的最後兩個星期，母親和大女兒來會合，用我們的速度和方式旅行，看到極少很開心的母親露出天真的笑容真是太感動了。以前我們旅行時經常想「如果阿嬤看到這個的話⋯⋯」終於有達標。話說即使是商務艙，單程15小時的飛行還是很考驗體力的，年紀輕的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循環不好、水腫、肌力不夠，這些中老年人經常有的困擾。是說每個年紀都有不同的難，但可以看到大家臉上健康的笑容，就是一件快樂的事！

女兒的能力（開車、找路、訂旅館、安排餐廳）和耐性（解釋、聆聽、當作沒聽到）都遠超過我在那個年紀的表現；對我能力優越的父母來說，我算是個不找麻煩的乖女兒；對我優秀的孩子們來說，我大概也是個好媽媽。我還一直在學習如何執行自己的想法，原來一甲子的人生是這樣，做個基因傳承者，找到施力點，實現以利他出發的利己人生。

Vitra Museum

從伯恩出發，搭車到Basel，這樣轉眼已經是四年前的事了，2018年的春假，波隆那童書展之後，我搭車到米蘭換乘往瑞士的火車。在波隆那的車站上車之後發現因為車子誤點，我搭了上一班車，這卻正好是原來我預計的時間。發現錯誤時，車子已經啟動，旁邊的乘客告訴我「方向是對的，反正都是去米蘭，沒關係！」只是查票員來的時候要付罰款。可是我的票已經打過了，怎麼說都都只好等被罰。但就這樣順利到了米蘭，查票員並沒有出現。還好是快車，但在那一小時裡已經夠坐立難安了。

在米蘭等著換車，又是一場誤點，重點是時間接近時，電子看板上才會跳出車輛編號與月台，越大的車站越要謹慎，此時四處都是人，扒手或騙子可能就在身邊，獨自旅行的好處是不必看旅伴的臉色，但缺點就是謹記神經繃緊眼看八方。以往總是聽說被扒、被搶的事，現在還有被塞東西的，所以我的行李箱是沒有外袋，除了行李箱，只有斜背的皮包。穿著球鞋和鬆緊方便有口袋的長褲，一副隨時可以起跑的狀態。

幸好，往瑞士的火車總是比較有規矩，進入瑞士境內就開始查護照，漸漸得從躁動到安靜，這些人乘著長途火車各有終點，接近伯恩時，車上的人看起來都是冷冷的瑞士樣。瑞士人口是台灣的三分之一，平均所得之高，對台灣來說好像把賦稅前八百萬人留著來計算。旅館的自助餐要69歐元，大約是兩千元台幣，強調是亞洲式的。當時覺得很貴，現在想想可能也還好。倒是我非常喜歡房裡的窗戶，是兩段開法的，可以上下，也可以左右，又是氣密窗；但想想可能只能放在沒有蚊蠅的地方。

瑞士給大家的印象就是設計、工整、守法、乾淨，來到伯恩是為了參觀Paul Klee美術館，這座由外科醫生與克利先生的孫子所合作的中心，邀請義大利建築師Renzo Piano設計，由三座拱型建築連結，這三座拱型下包括了藝術美術館、兒童美術館、音樂廳，詳情介紹在《懂得欣賞，是件快樂的事！》〈克利篇〉。伯恩還有愛因斯坦的故居，那個他拋家棄子的地方現在成為大家景仰他的場所，我早期還特別去閱讀與他前妻相關的書籍，對這位成為踏腳石的女子有著許多不捨，她後來並沒有因相對論得到榮耀，也沒有成為背後重要的女性，我讀著現場的那些文獻資料，試圖為她的貢獻與發明留著位置，但大家豈是為了她而來？

伯恩的原文是熊的意思，所以來到伯恩的觀光客都要再繞道一座熊雕像去到此一遊。伯恩的舊城區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核定的世界文化遺產，建築物自有其完整度。伯恩也是瑞士首都，首都並沒設在商業最繁忙、經濟活動最熱絡的蘇黎世；美國也是如此，華盛頓特區就是政治活動的地方，紐約就是紐約。女兒建議我們去巴塞爾，雖然不是巴塞爾藝術季，趁淡季逛逛也另有收穫。我們搭車到巴塞爾，排一輛計程車，花了比自助餐費便宜的價格，請司機直接送我們去到德國境內的Vitra Museum。旅行時找標的的去程，我喜歡使用時間和方向保證的交通方式，譬如計程車，免得拖到現場誤時。但回程可以依心情慢慢來。

Vitra製作了很多不同的傢俱，展示間裡好像高檔的IKEA，進入園區有專屬的建築導覽，因為園區裡的每一幢建築都是名建築師之作，這個私人持股的公司，沒有上市上櫃，創辦者擁有絕佳的前衛視角，除了開發產品，也在椅子設計史上佔有重要地位。尤其那些廠房、雕塑、展示間的落成都是名建築師年輕尚未真正成名時的作品，如Zaha Hadid的第一件創業作品：消防站（Fire Station），安藤忠雄在歐洲的第一件作品，其他建築師或事務所現在都是赫赫知名的，神奇的是為什麼Vitra的老闆如此有眼光，找到這些未來成為大師的設計者？！

當然椅子也很多故事，他們將Charles & Ray Eames的工作室直接從加州搬到這裡的椅子博物館裡。其他設計師如Alexander Girard、Isamu Noguchi；也出版了和椅子有關的圖文書：The Lucky, Plucky Chairs，並由Maira Kalman繪圖。看椅子知品牌或懂故事可以是一般人的興趣或嗜好，對室內設計師更是行內對話。如果不懂Eames、Prouve、Le Corbusier的椅子就自己一邊休息去吧。

來到Vitra Museum園區，當然忍不住在每一張可能坐到的椅子上試坐，欣賞為什麼椅子考慮到美感與人體工學的巧妙結合。而在世界上有個角落一直在生產著可以傳世的傢俱，還有，什麼是所謂的永續。

普羅旺斯到底在哪裡

巴黎的歌劇院、南法收藏當代藝術品的酒莊、各名家故居與美術館都暗藏繪本。你一定好奇，這些書怎麼帶回來？長途旅行中，郵局就是最好的幫手，法國有種海外紙箱，裝到滿69歐元。相較於其他高物價，這個郵資親民的目的是宣揚法國文化，將法國出產的書送到世界各地。

此趟旅行，我路過了塞尚工作室（Cezanne Studio ）、去了雷諾瓦故居（Renoir House）、進去了馬蒂斯玻璃窗的教堂和馬諦斯美術館（Matisse Museum）、又逛了夏卡爾美術館，還有位於距尼斯25公里聖保羅的瑪格基金會美術館，這些二十世紀初的藝術聚散在南法的陽光下，為了維持營運，這些聖地的名產從以往的明信片、卡片、別針到現在的環保袋、雨傘、書籍，筆記本、鉛筆、拭眼鏡布、桌巾、茶巾，很多選擇。

說是去了南法，大家說的普羅旺斯在哪裡呢？其實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我繞來繞去沒進到觀光客聚集的小鎮Aix-en-provence，所以認知中的普羅旺斯只在我的地圖上；其實普羅旺斯過去是個省份，現在算是地區。

最近在新聞上看到Christies拍賣會上有一幅米羅的畫，來自普羅旺斯著名收藏的旅館La Colombe d'Or，這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旅店。早上出門前，在中庭餐廳的管家們會問起：「中午回來用餐嗎？」「晚上呢？」，好像家裡的人，如果要回來，就會留一張桌子給你。不然這裡可是早早就要預訂座位的。

緣起二零年代在南法有一對好客又喜歡藝術的年輕夫婦，他們的coffe bar 吸引了很多年輕人來，因爲愛好藝術，結交了許多藝術家，並將自己家的空房間分租出去，成為一個有三個房間的小旅店。漸漸的，有的藝術家以畫換宿，或是一群人動手競技。在二戰期間的南法，這裡的自由氛圍成為年輕藝術家都想要去的地方，他們留下許多作品。現在可以在屋裡隨意逛逛拍照近看，考爾德（Calder）放在游泳池畔的大雕塑，牆上的米羅（Joan Miro）、戶外的雷傑（Fernand Léger）壁畫、畢卡索、夏卡爾的速寫，其他還很多，不是沒名氣的藝術家，是我認得的不夠多。許多信手捻來的鐵件、燈罩、速寫，就是生活在藝術裡。一個旅館記載著那個時代，當很多年輕藝術人都充滿想法、技藝，聚在一起可以做什麼呢？這些畫成為旅館最大的活資產，整個旅館就像是個美術館。

家變

在冬天大太陽下的獨書祭，第一攤第一眼看到的就是《家變》，而且還是簽名版，於是馬上要一本，但看看還有三本，作者王文興教授已經仙逝，這不就比絕版還要珍貴的嗎？於是我又再多買一本。有時候好看的書，當下直覺就是多買一本，要送朋友，但要送誰呢？通常是時候到了就知道。這本，也許，我可以回送那位當年送我《家變》的同學。

如果我記得沒錯（但很可能是錯的），我測量同組的中友會同學安送了我這本書當作畢業禮物。忙著大學畢業時大家忙著補學分、期末考，我還忙著發喜帖（當時的感覺真是囂張極了），等不及離開家的我，正衝向一條人跡鮮少的路，之所以很少提，實在是後來覺得自己蠢到極點，而這條單行道幾乎無法迴轉。迴轉口不是堵車都是都被堵死了。許多蠢在我前面的人正在塞車，愛面子的告訴我迴轉不是一條路，懵懂的在後座喊肚子餓。所以繼續前行，一直走到大概只剩下自己在走了，我決定轉彎，不然說跳車也可以。當然，回不去了，只是換個風景，停在路邊的我四處張望。

畢業時拿到一本這樣重磅的小說當禮物也只有禮貌式的說謝謝，當時的我心太亂也沒那文學素養讀；不知道是同學覺得太好看了要分享，還是書評說是一本好書可以當禮物？或是他要鼓勵我進入婚姻可能是另一條更難的路。不過，真正身處家變的我，連翻開的勇氣都沒有，我家天天上演的家變，天翻地覆，我的兩位勇者父母正揮舞著他們的木劍砍著所有信任關係。到現在三十多年了，我竟然只有用「木棒」形容，實在太客氣了。可能是沒有外傷吧，如果拿的是鐵棒一定有很多外傷，而木劍揮舞比高下，給的是內傷，是否癒合也看不出來。

新版的《家變》，作者說校稿時換了很多原字回去，可能因為那個時代或因為作者的習慣用語，有些字句的用法和語氣現在讀起來可以意會但不常見。許多已經有年代的書都有這樣的折衝，譬如我翻譯Beatrice Potter的《穿長靴的貓》時狠狠的被她教了幾堂英文課，聽翻譯宮澤賢治的老師說她也很傷腦筋，人類語系語法持續變化，因地方方言、社會地位用語、時代流行，上百年前作家的用法現在都很難考究為什麼了，除了個人風格，確定的是比較溫和含蓄，不論是典雅或髒話在現在讀來都知道是有年代的，讀者需要將自己拉回那個時代再閱讀。近來有國文老師希望文言文的選文比例高些，我覺得是不是可以直接問問中學生們的想法？！語文的能力主要用來交流，我們敬文雅的，學市井的，用禮貌的、講方法的，太多面向了，絕不是用優越感來行事，用粗俗來攀交情那麼的一刀兩刃。

作者在重版序裡建議一天讀一千字，至多兩小時。我今天已經差不多兩小時了，但可能讀了五千字了。顯然太快了，不符建議速度。我決定先放下，讓自己消化一下。另方面我還有很多該讀的書還沒讀，是工作上的，有緊急時效的。我現在的工作是作家與繪本評論人，這樣的抬頭稱謂是我從小沒想過的，我夢想過成為音樂家、建築師、工程師、模特兒，接受訪問侃侃而談心路歷程，但我從來沒想過我會成為作家，確實是坐在家裡就可以。還得很耐坐。

經過三十多年，看看人生，其實不只是想要成為什麼（我手邊還有正看了一半的《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》一書），可以成為什麼，最後有種順水推舟般的自然力將自己所有能力打包在一起，就是後來的自己。這其中有抵抗、有成全、有奮力、有耐心⋯⋯，還得有盡人事聽天命的豁達。也許還要有個遺憾消化機，讓鐵胃那樣處理廚餘進水溝。把遺憾分解在空氣裡，連打包都不必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貴富旅館

趁我還記得，一定要把2004年住在Carlyle Hotel的糗事記上

因為讀Madeline作者Ludwig Bemelmans外孫為他寫的傳記，經過多年，好不容易要去紐約，一定要去那個有壁畫的酒吧看看。

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，80年代的紐約不是隨便人敢闖的，光聽NYU的朋友說子彈在頭頂飛過去，就知道膽子要夠大，走路要夠跩，路要夠熟，隨便在路邊翻地圖就容易成為歹徒的目標。另外在紐約上班的朋友說，口袋要準備好20元紙鈔的救命錢，不要麻煩來搶的人。不知道是不是這種利人利己的價值觀，我所有留學紐約的朋友都深諳經濟效益。轉了一圈，紐約的治安變好了，我也成為三個小孩的媽。終於決定「一定要去紐約」，從1988到2004，足足經過16年。

沒時間說太多，就是那個Carlyle hotel，也是世界連鎖Rosewood Hotel的成員，這樣富貴的旅館當然不是我們普通人住得起的，那時在雷曼兄弟工作的朋友為我取得了員工優待住宿折扣，我還記得一晚上是190美元，已經是我曾住過旅館的極限了。2014年預定再去的時候正常價格是600美元，我剛出新書，想要給自己一個禮物，訂了旅館卻氣胸發作進了醫院，也限制飛行，無緣入住。後來旅館經過整修，2023年的牌價已經超過一千美元一晚了，那可能要再寫十本書才夠用。

這種漲幅和台北的房價也差不多，每次都是搆不上。幸好，旅館也是一咬牙就可以試試，2004年的那次經驗夠用很久。記得才入住，就在門廳見到剛來為新片The Princess Diary首演的Julie Andrews，穿著一身白西裝走進來，我和孩子們好像突然也進了電影。隔天又見到Jamie Lee Curtis也進來了，她們兩位也都是童書作家。當時的我對繪本只在起步，現在回想，越覺得她們會出現在這個旅館不只是巧合。

紐約行非常興奮又疲累，那時的兒子才四歲，想要去中央公園跑步，逛街遛小孩也不是省力的事，到了晚上大家都沈沈入睡。早上起來，小兒的加床床墊上整個濕濕一片的，天啊！這是什麼美夢！！！用了三個驚嘆號的原因是這樣的事連續發生了三個晚上。打掃人員實在太生氣了，就把他的玩具扔了。我們怎麼找也找不到前幾天波士頓朋友送的禮物，從來沒有一個旅館發生這樣的事。我猜想是服務人員覺得我的小費太少了⋯⋯，只能用猜的。

教訓是：小費要足！

後來去了幾次Bemelman's Bar，有時在外面吃早餐，有時在裡面吃茶，最近的一次喝了下午酒。下午三點開始就可以點調酒和薯條，可以看書、聊天，是一種早上喝咖啡因、下午喝酒精的概念。

恍如隔世

以往每次旅行都被自己的健忘與迷糊錯亂，現在想想上次搭Eurostar來到倫敦的St. Pancras Station，是2019年。當年六月底去了柏林找泰肯特拉普Britta Teckentrup、南特訪問莎拉、在巴黎瑪黑區拜訪了阿雷馬娜後（這些都完成在《神奇的32頁》裡了），坐在雙叟咖啡座路邊第一排吃了一份Croque Monsieur，還要了一張鋪在桌上的紙才離開到倫敦。現在回到現場，我緊戴著口罩，巴黎人卻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；翹著腿在路邊咖啡座的優雅依舊，甜點咖啡也沒少。但細心一點會發現很多店面都是空的。倫敦人呢？許多餐廳提供了外帶，也很多小店不見了。

疫情下餐盒與口罩、防護所造成的大量垃圾也因觀光客減少有所平衡，這世界是轉得太快了之後的緩速，這次旅行中所看到的巴黎與倫敦與記憶中最大的差別，是路邊的空店面，少了來自亞洲的觀光客，少了強國的喧嘩聲，與八零年代末期差不多。

這趟旅程從南法開始，在幾個藝術家的故居、美術館、旅館，看到雷傑, 馬諦斯, 塞尚, 畢卡索, 夏卡爾, 哈克尼的原作就在眼前，如果是三年前，只會因為驚喜而心跳加速，現在還加上另一種情緒，一種劫後餘生，不知道會不會還有下次的珍惜。其實不論有沒有疫情，人生每個相遇原本就是一種「不知道會不會有下次」，但往往被忽略了，礙於認知程度的差異，於是各有各的人生里程。

儘管每個美術館和參觀處的門口都警示著「建議帶上口罩」，大多數人都沒有戴口罩，可以看到戴口罩者多是謹慎的、禮貌的長者或來自亞洲的旅客。由於我對空氣品質與自體的呼吸系統非常敏感，加上不覺得自己是天選之人，所以多半時間還是帶著口罩，除了保護自己，又可以免化妝，還可以防煙味和香水或體味的嗆氣，天冷時可以保暖，一天換三個口罩都覺得物超所值。

看到有些朋友在社交媒體上討論著「國外都不必戴，為什麼台灣限制這麼多」的時候，也會入境隨俗拿下來，但沒多久就覺得還是戴上比較安全。我是個出外人，不必找麻煩。用親身走踏體驗什麼叫做「群體免疫」？是他們多多少少都得過或已建立抗體，加上疫苗的防護力，這和我看待有錢人的感覺滿像的，他們有錢和我有沒有是兩回事，他們抗體較強，我沒有那麼厲害，就要謹慎一點。

倫敦的繪本家朋友感謝我前年寄去的口罩，她說蘇格蘭家鄉的親友們交遊簡單，一個月見的人沒有她一天見的多，卻個個確診，而她身處熱區，全家平安，感謝我寄去的口罩，還可以每個人選自己要的顏色，真是不可思議。進入室內後，我排在她後面洗手，水龍頭打開才知道她洗手的水溫有多燙！我想，這種經常用高溫熱水洗手的習慣，加上保持身體與衣物的清潔應該都是成為天選之人的必要條件。

女兒談起2020年時大家有多恐慌，辦公室裡的同事咳到大家不敢去上班，有天整個辦公室被清空消毒；許多老人他們寧願死去都不要孤獨，可見人與人的交流是多麼的重要！我習慣寫作閱讀，這些事只能自己做，所以社交的功能在生活裡不是很要緊，其實電話也不錯啊，可省交通時間又省見面的風險。歐洲曾經經歷二戰的慘狀，人們謹記戰爭的無情珍惜當下，維繫政府運作功能；而在台灣的人們多半健忘，因為來了一個政權就刷掉之前的，已經成為習慣，威權的時期太久了，人們到了民主時代以為隨便反對政府就是民主。我看這些歐洲政府只要應對疫情，台灣的政府除了疫情還要和顏悅色面對敵情。

幾天的倫敦居旅發現，孩子們的活動已從市區移往東邊，更多有活力的年輕人在這些地方發揮創意。麵包店、小酒館、烘豆坊、小書店，除了看戲，我們的路線和以往大不同；我以前喜歡的餐廳都被他們搖頭，現金幾乎沒有用（不明白才換的新鈔為什麼需要隨著換國王而更換），把信用卡裝在手機裡是最普遍的交易方式，所以手機的安全和人身一樣重要。手機套上背帶成為有效的防搶措施。

我繼續逛書店，但多數的書店都減少架上的書籍，最精彩的Foyles添上許多桌遊和圖像小說，繪本區除了暢銷多年的著色本外又多了活動本，與以往相比，現在的繪本區變小了；被Waterstone的集團接手後，這些書店們可能還需要時間調整疫情後的零售系統。有陣子所有的店都是停止營業的，包括書店，但後來許多書店因為像雜貨店那樣的必須，就先解封。對書店有些悵然，幸好發現博物館、美術館和植物園的禮物店和社區小書店因各自有選書主題，成為最好找新鮮書的地方，倫敦的Natural History Museum、V&A、Tate Modern、Tate Britain、Kew Garden，整修好的Courtauld Gallery禮物店漂亮極了，Brick Lane Book Shop、Broadway Bookshop。而這回，我決定將買的書都記上地點，以後記性差的時候也能回憶到此次行旅的不易。